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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离我们究竟有多远?
分类:牛博推荐  权限:公开  发表:2016年03月07日 22时18分  阅读:9432 次  评论:4 条     转载到我的博客
  文/蔡慎坤


  2016年——距离1966年整整50年。50年前开始的那场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乃至世界来说都是一场持续之久的大浩劫。

  时至今日,十年文革作为一场人神共愤的大浩劫,却变成受害者和加害者共同守护的禁区。官方不准公开谈论,受害者不堪回首,加害者不愿反思,后来者不甚了了。绝大多数文革史料,要么被封锁在黑箱中,要么腐烂在参与者的记忆中,老一辈三缄其口,新一代不求甚解。那些在文革中造反出尽风头的人,许许多多变成今天跛脚改革的设计者和最大的受益群体。

  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被认为是中共党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按照中共的历史阶段划分法,《决议》概括了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胜利,回顾了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批评了“大跃进”与反右扩大化的错误。其中,《决议》最大的特点是彻底否定文革,以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


  决议原文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也形容文革期间毛泽东“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这份政治文件反映出在邓小平领导下,对毛泽东功过进行了“一分为二”的评价,通过这份决议,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在党的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后,高层越来越少提到这份决议并彻底反思文革,尤其是1990年以后,党史宣传中有意无意地回避这段历史。

  正是因为对文革反思不彻底,文革的思想思维依然存在,从社会文化上说,中囯依然还没有走出文革,一有风吹草动,文革的死灰就会熊熊燃烧。三十多年前邓小平曾宣称彻底否定文革,然而彻底否定文革就要重新评价毛泽东,重新评价毛泽东,很多政治理念都要被颠覆或者重新定义,因而官方认为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时间冲淡人们的记忆,让中国新一代彻底遗忘那段不堪的历史。

  然而彻底忘掉那段历史又谈何容易?十年文革,多少无辜的生命死于自相残杀,在一个没有战争的年代,中囯人付出的惨痛代价远高于一场大规模战争,不由得让人心悸。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坦言:“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整死了2000万人。”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文革死亡的人数,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

  那是一个人人自危人人发疯的年代,从国家主席到平民百姓,从在校学生到退休老人,都有被揭发,被诬陷,被批斗,被打倒,被打残,被打死的可能。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空前绝后的誓死效忠,五花八门的各种罪名,席卷全囯上下,没有一个人能逃得过去。

  人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有可能被上纲上线被定罪。在我小的时候,就有村民因为用印有主席照片的报纸垫鸡窝被检举揭发出来挨批挨斗。河那边有个村民挑一担茅草在集市上卖了,请了一尊石膏像,因害怕过河时摔坏,小心翼翼用衣服包裹,再用绳子捆绑,结果在船上被红卫兵发现,当场被打得招架不住跳河自杀。

  有史料记载,南疆某单位召开向毛主席表忠心万人大会,一个革众当场上台宣誓:“我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活,我活,毛主席死,我死,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铁打江山。”就因为这句话,立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剥夺了人身自由。

  惨绝人寰的湖南道县大屠杀最为典型,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期间,在湖南零陵地区道县发生的针对“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大规模屠杀事件,波及零陵地区(现称永州市)其他10个县。据统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道县大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达4519人,其中4193人被杀,326人被迫自杀。

  在杀人狂潮中,道县成立了数以百计的“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由“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自行决定是否杀人杀什么人,道县当时每杀1人的报酬是2-3元或10斤谷不等。受道县大屠杀影响,零陵地区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逼迫自杀1397人,致伤致残2146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分划分:四类分子3576人,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贫下中农1049人,其他成分411人。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者78岁,最小者仅10天。(谭合成《文革周边大屠杀》炎黄春秋2014第1期)

  有一次,革命群众将12名地富分子及其子女,用绳索捆捆成一团,中间放上烈性炸药包,然后点燃导火索,按当地的话来说,是让反动分子坐“土飞机”。随着一声巨响,大块大块的血肉如同冰苞落地,有的被炸断了手脚,有的炸掉了脑袋,没有被炸死的痛得在地上乱滚,这时革命群众一涌而上,用锄头、马刀将他们消灭的无声无息。(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

  1980年12月22日,胡耀邦在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夕,视察中南五省,专程来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听着听着,胡耀邦坐不住了,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似乎要怒吼起来,但他不知道冲着谁去喊。最后还是坐了下来,指示道:“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

  1982年春,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回故乡探亲。零陵地委书记向他汇报“文革”道县滥杀无辜的情况时,江华突然问道:“你们道县到底有多少和尚?”这位地位书记没有想到首长这样幽默,老老实实答道:“没有哇,没听说过道县有和尚。”“还没有和尚?”江华的语调一下提高了八度,气愤地说,“杀了那么多人,无发(法)无天!”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堂弟,也是在那场大屠杀中被无辜杀害的。

  即使在北京这样的地方,杀戮也很残忍。1966年8月26日,大兴县公安系统传达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精神,从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被残杀了325人,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38天,有22户人家被全家杀绝。(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文革期间,师生同事之间,亲朋好友之间,夫妻父母子女兄弟之间,相互检举胡乱揭发,公开诬陷残暴迫害,置人于死地之举,变得习以为常。在那个年代,谁敢站起来保持独立的人格,谁敢站出来维护生存的尊严,谁敢对文革说几句不敬的话,绝对只有死路一条。人性道德的底线,在文革之中被彻底摧毁。

  曾任全囯人大委员长和国家主席的刘少奇,无疑是文革的关键人物,也是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中最具悲剧性的人物。在这场运动中,刘少奇曾经主持批判过彭德怀和朱德,而最终,这位极力主张不要法治要人治的领导人在尝尽了人治的滋味之后也惨死,因刘少奇受株连的案件有2万多件,被判刑的达2万8千多人。

  文革期间,历史学家翦伯赞和夫人戴淑宛,学贯中西的傅雷和夫人朱梅馥,作家杨朔,女钢琴家顾圣婴与母亲和弟弟,黄梅戏演员严凤英等等众多文化名流,不堪忍受屈辱与折磨,最终选择了自杀。

  1966年8月23日,老舍和其他28名作家及京剧演员被红卫兵押到北京文庙,跪在焚烧京戏服装和道具的火堆前被毒打了几个小时。这位曾经一马当先,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批判胡风,批判丁玲反党集团,批判章伯钊,罗隆基,徐燕荪,吴祖光,赵少侯,刘绍棠,邓友梅,从维熙等的革命作家,这位写了《骆驼祥子》《茶馆》《四世同堂》,《看穿了胡风的心》《都来参加战斗吧》《扫除为人民唾弃的垃圾》的革命作家,1966年8月24日深夜也在北京西城太平湖投水自杀。

  文革是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大浩劫,虽然过去50年了,但文革在中囯的社会基础依然存在,那种誓死捍卫的舆论氛围依然存在,那种封建王朝延续下来的循环互害模式发展到文革的政治互害模式乃至当今的经济互害模式,依然深刻的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继续选择遗忘,这样的大浩劫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卷土重来?只有上帝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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