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浏览
周永康薄熙来到底搞了什么活动?
分类:牛博推荐  权限:公开  发表:2015年03月21日 21时58分  阅读:8891 次  评论:5 条     转载到我的博客

  文/圣贤之源


  有中国人时常引用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存在即合理”,人们习惯于学舌使用,却鲜有对具体语境考察,以致往往错误漏洞百出。存在即合理简单运用到各个地方,那我们就会疑惑很多,比方说二战前夕德国纳粹专制迅速侵占很多国家,当时引起国际一片紧张,一些社会思想家开始重新审视民主与独裁,认为独裁行政效率很高,利于国家的强盛;而民主却效率低,议案在议会翻来覆去吵,导致国家迟迟发展不起来。短暂的现象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结论肯定不同。若是在限定的阶段去看“存在即合理”,纳粹德国速战速决的强大国力肯定有其合理一面,也有值得弱国学习的地方;若是战后,人们对德国的看法又会完全不同,以致距纳粹模式敬而远之。此之现象,可谓此一时彼一时。


  说了这么多“存在即合理”的废话,感觉与主题没什么大的关系。其实不然,这次关注的“周永康和薄熙来搞了什么非组织政治活动?”,在一定意义上是与“存在即合理”有直接的关系,也可以探讨相关内容。若是要说明问题,我们不妨先学习一下具体内容。


  在西元纪年2015年3月18日,很多媒体报道这样的一则新闻《最高法首提周永康践踏法治搞非组织政治活动》,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引人注意,“最高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增强党性、严守纪律、廉洁从政’专题教育活动,教育干警充分认识周永康、薄熙来等人践踏法治、破坏党的团结、搞非组织政治活动的严重危害,彻底肃清周永康严重违纪违法对法院工作造成的恶劣影响,引导干警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坚决做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接着,次日就看到更多的相关解释,据说还是专家出面进行梳理,试着摘抄点,有如下的内容:


  专家:非组织政治活动有“反党”的基本属性


  著名党建专家、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在以往的研究中,并未接触过“非组织政治活动”一词。他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非组织活动是党建中的惯用语,非组织政治活动还是第一次听说。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今年1月13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上曾强调:“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违背组织决定。”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规定,在党内搞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最高法在报告中提及非组织政治活动,说明两点:“一、这个政治活动是非法的;二、这个政治活动不符合正式的组织程序和要求,搞得像四人帮,搞小的利益集体,试图获取权力,影响公众的政治态度。”


  “非组织政治活动,可能参与人有政治野心,想要超越组织的程序和监督。”庄德水说,根据党章,党组织是党员参与政治活动的重要平台,参与政治活动必须要依靠组织,在组织的监管程序里进行,不能脱离组织,不能与组织要求、规定相违背,不能把个人意志凌驾于组织规定之上。


 问题显然很严重,看的我们小民一头雾水。按理说,既然说薄熙来周永康介入到了“非组织政治活动”,相关当事人指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在重要的信息方面含而不露?比如,他们有“非组织政治活动”,那应该有什么具体的行为,到底做了什么勾当。而且,有媒体文甚至非常直接地以《周永康和薄熙来搞了什么非组织政治活动?》做标题,可打开一看,寻找该文,内容最多是“专家:搞得像四人帮、试图获取权力”和“‘非组织活动’将受到什么处分?”两个部分,更多要义只能是只可意会了。竟然是标题党,根本就没有实质内容,吸引小民的好奇胃口,却让看官心灰意冷。既然都明确地指出了“搞了什么非组织政治活动”,怎么从头到尾没哪篇文章讲到呢?是不方便讲,还是不可以让小民们知晓?这就值得我们小民去思考与推敲了,而根据国民有知情权的标准来看,这种吊人胃口的做法又实在有违该精神。


  不说 “搞了什么非组织政治活动”也罢了,我们小民还不是非常在意这个。做了什么与没做什么,与我们关系不大,我们明天还是该干嘛干嘛,毕竟不工作就没生活保障。不过,我们不关心这个,并不代表我们小民不思考,在偶尔闲暇之际,小民们坐下来也会反思与对比,想提升一点社会认知。依照断章取义的“存在即合理”,薄熙来周永康“搞了非组织政治活动”是事实的存在,也就是具有合理的一面,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欧美日韩等国家的党员活动了。以日本为例,不管自民党总裁是谁,也不管首相是谁,自民党内部的主要分子都可以自由活动、自由安排。现在说周薄私下搞非组织政治活动,不晓得这样的活动与日本自民党主要分子的活动有什么区别。


  薄周 “搞了非组织政治活动”还有这样的疑惑,也就是裁决这问题是党纪的领域,还是国法的。我们是知道的,纪律和国法是不同的领域,违纪的东西可能不一定违法,违法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违纪。如果他们是属于违纪的,那就是党务的事,而不宜用作大范围的媒体宣传,并且搬出所谓“专家”做解释。类似的例子,远的不说,近的就有前年的马英九与王金平之争。王金平“关说”在理论上属于国民党内部的党纪事务,但马英九却错误地在总统府召开记者会,并把这个问题放在总统网公布。马英九这个做法很快遭到了台湾媒体和王金平的反击,以致最后马英九处于被动,不得不以和解姿态结束这个马王之争。党纪与国法在马英九王金平之争一事上表现的非常明显,而且最后结果正好是马英九的几个细节不当导致马英九被动。


  我们现在回看“搞了非组织政治活动”,不管是薄、周哪个人,我们都可以明确地知晓该事属于党务的事。明确了党务的事,再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所倡导的司法改革——主张依法治国和法治,那现在就需要从具体的案例做起,把法律管辖的事归法律,党务的事归党务。不然,依法治国和法治公告出来,只讲形式不实施,那司法改革就会进步缓慢。


  最后,我们处在21世纪10年代的人,针对中国人几千年来养成的含糊混淆认知问题,需要以分析实证主义为标尺,严格概念化,区分此物与彼物,以唤醒更多还处于认知浑浑噩噩、含混不清的人。

标签(Tags):
本文链接:
发表评论
您的昵称:  悄悄话 (登陆系统后才能使用悄悄话功能,您可以 登陆系统免费注册 成为会员)
点击此处开始发表...